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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对案件证据及案情的讨论，有助于明确案件的争点，确定庭审的重点。

[13]舒国滢：《思如浮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它与法教义学的概念、特征及其功能不谋而合。

法教义学强调法律文本的权威，强调对现有法律的执行，是法官裁判过程中摆脱困境的一条根本出路。近些年来，法学界普遍流行一种对法释义学或法教义学的贬抑情绪。这种研究强调法学跟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探讨其他学科知识对法学的影响与意义问题。[39]纪海龙：《法教义学力量与弱点》，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迄今，这方面已经推出一些译作。

虽说如此，在我国学界，注释法学、注释方法还曾遭受过不少人的鄙视与不齿。研究表明，像在我国这样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如欲发展法学，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必须要认真对待法教义学。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尔。

戴雪偿言：和平意味着较轻的赋税，而战争自然意味着沉重的赋税，但是重税，不论其是否正当（一般来说是正当的），永远都意味着要缩减每个公民按照他自己选择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能力。这一自由观来源于古罗马，是欧陆民法精神而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最初体现在西塞罗的思想中。以布鲁斯.阿克曼、凯斯.桑斯坦、米歇尔曼等为代表，共和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解释美国宪法的新模式，其中心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们认为权利并非自然的产物，并非前政治的，而是社会政治的产物。[⑩] 霍布斯提出了租税对价说，也可称为租税债务说，认为租税是对政府所行政务之交换的对价。

义务的履行既非基于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也非公民品德，其所谓的个体安全维护带有强烈的恐惧色彩。[45] 俞江: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末宪法草案本的后续说明》，载《法律史论集》，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56页。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和力量。共和主义宪法奉行非权利基础主义，它将政治运行的重心置于国会而非法院，倡导民主参与，及公共决策的自主性。感情说既适用于君主国，也适用于共和国。[20] 转引自【美】凯斯.桑斯坦：《超越共和主义复兴》，应奇译，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4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70页。关键词:  公民身份 共和主义 免于支配的自由 品德 人权保护 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在共和体制之下，个人身份与政治共同体唇齿相依，荣辱与共。自由主义认为义务是国家是对自由的干涉。

[36]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前言，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5页。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以下几方面形成重要区别：1.自由主义奉行无干涉的自由，共和主义坚持无支配的自由。

第24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34]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前言，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5页。

三、敌意与效忠 自由主义以仇恨为前提，将义务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25]善人并不是基督教上的善人，而是政治上的善人，具有政治品德。所以贫者对于保卫他的生命的人所负的债便和富人所负于这种保卫者的相等。[2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3页。纳税光荣，偷税可耻，正是体现了对国家热爱与的效忠的朴素情怀。简言之，但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自然自由。

因为他是公民，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他要去当兵。相反，奴隶丧失自由，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位主人的权力之下，从而受制于主人，或曰专断意志。

[24]何为品德?此处的品德是一种公德，而非私德。[13] 【英】昆廷.斯金纳:《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80页。

基本义务的感情说认为，义务既非国家对个体的伤害和侵犯，亦非剥夺，而是源于个人对国家保护所产生的情感，也可称为绝对主义义务观。这一力量因此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臣民赖国权保护，得享安全之幸福，断无违抗之情事。即以雅典人的公共生活为模式，将前现代人的自由想象为关注民主的成员身份、参与以及由这些归属带来的满足感。[14] 二、伤害与安全 自由主义认为义务是国家对个体权利的残忍剥夺，共和主义认为基本义务的履行是为了个体安全和幸福，而非是对自由、财产和安全的伤害。赋税是交纳给自己的，是为了确保人民安全和快乐地享有所余财产，赋税轻重和自由互成比例。

古代人的自由表现为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义务的积极履行，这种自由在于积极参与政治权力，而不是和平地享受个人独立。严复在译介《法意》之时将其凝练为共和之精神在德，君主之精神在礼，专制之精神在刑。

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12]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9页。

[35]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前言，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5页。[44] 【英】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出版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1页。

马基亚维利热切赞同古罗马这一传统，认为自由等同于不受支配。国民所享有的自由越多，便越可能征较重的赋税，国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宽减赋税。直奴分尔即索性就是奴隶身份。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与个人安危系于一身，义务履行属于公民职责。

[20]对国家的热爱和信任使共和主义将义务视为对个体自由和安全的保障，而非剥夺和伤害。是利他的政治道德，而非自利的私人道德。

[⑥] 【法】邦亚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页。[45]在君主制下，绝对服从义务源于臣民对国家保护所产生的效忠与热爱，没有任何抵抗情绪。

无论是纳税还是服兵役，其目的是使每一个人各安生计，因而是正义的，税收不过是个人因享受国家保护所负之债。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